如果说我们上一个时代的集体癔症是财富自由，当下的集体癔症又何尝不是在节节败退中与自我和解？但是他从不向自己索求和解，他仍然顽固地对抗自己的每一个身份，杀死摇滚教父，杀死艺术家，杀死企业家，杀死管理者，杀死那个孤独的巨人。 Chapter 1孤独先生 北京是有多冷，玻璃水都冻住了？秦巍又拨了拨雨刷器，仍然没反应，挡风玻璃还是灰蒙蒙的，空空如也。这是一辆老款黑色奔驰，档次一般，七八年前就停产了。它停在铁皮房子对面，在一溜车位的最外侧。车里利索干净，除了一个水杯和一根充电线，座椅、台面上什么零碎都没有，但车外正相反，发动机盖上落满了灰尘和树叶，后来，连大院里的鸽子都忍不住来滋养一番。秦巍是给人家当行政主管的，他看不过眼，便忍不住开它出去，刺刺拉拉地洗干净，再停回原位，但一直到再次落满灰，日至寒冬，车的主人还是没有出现。这人哪去儿了？ 避难所 办公室在三楼的角落里。那是一个舒适的房间，两个皮质沙发，相对而放。中间是白色的木质茶几，贴一侧墙面而立的是两排书架，堆码着大量外国杂志，音乐的、艺术的、设计的、生活方式的，茶几上也摆着一本，封面是歌手、马斯克的前女友Grimes——收藏杂志，是此间主人为数不多的爱好。 会客的时候，他会用舒适的姿势坐在沙发上，身体微微后仰，时而两手一摊，流露出一种领地主宰者的姿态。他身后的架子上摆着各种实用和不实用之物，比如无线音箱，吊臂台灯，落灰的唱机，有月桂色，有橄榄色，也有杉木纹的，多数是低饱和度，柔软的复古色。 在这里和他谈话具有物理上的挑战。每到下午三、四点钟，阳光便会从西侧射进这间通体透明的玻璃房，宛若发光的鱼缸，桌上的器具会扭动起来。这个房间是有百叶窗的，如果他拉下来，那么阳光会一条一条地映在墙上、地板上，可他很少这么做，所以来访者有时候会被晒得花了眼，眼前的他则笼罩在光圈里，人影镶出来金边。你很难得知这是主人的心机还是大意，不过还好，如果你稍微别过头，又会马上被治愈，穿过窗户格栅，你能看到冬日蓝天和风中树影。 这个房间变得更加为人所知。三年前彭磊上综艺替他扬了名，他就成了社交媒体的谈资，有人嘲讽他，有人崇拜他，更多人开始对他感到好奇。人们说他是缔造者，缔造了摩登王国，缔造了草莓乌托邦，是摇滚教父，是生产时髦和潮流的人；人们还说他是嗅觉敏锐，性格拧巴，热衷自我颠覆的嬉皮资本家；是抗拒社交，脾气急躁，又具有人格魅力的老板；是有内容洁癖的艺术家，是抠抠索索的商人。 沈黎晖，北京人，54岁，正在迎接他人生中前所未见的问题。2022年12月20日下午2点，经过漫长的约访和改期，我们又见到了他，地点就在这个房间。他刚回来没几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已经有1个月32天零7个小时没有来到这里了。过去几年，拥有不同权力地位，手握不同资源的人，都推开过这扇门，希望从他身上获得什么，摩登一切发想的肇始点也都是这里。在这栋楼里边，大约有二十个人向他汇报，做信息交换，他像个处理器，把信息集结、决策，再以结论分发出去，他热衷于工作，状态稳定，轻易不走板。他不能回到办公室，摩登这台机器的效率大打折扣，就好比汽车坏了引擎，电脑被切断了运算系统。 不能来办公室是最小的麻烦，更大的问题早就扑面而来了。过去二十年，摩登天空赖以生存的是三件事：艺人经纪，音乐版权以及现场音乐。但与疫情封控同步的，是现场音乐全面停滞，大型演出2022年只办了六场，而往年这个数字至少在两位数。 这家1997年创办的公司，是独立音乐的常青树，是乐迷的珍宝，是文艺中青年的避难所。即便周遭的世界下沉，也不影响它庇护着一小撮儿人群的精神狂欢。但2022年太不一样了，避难所在此时也失去了重心。一年间，摩登天空两次裁员。年初，沈黎晖主导了一轮财务测算，然后下定决心请一批同事“下船”，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年末他要再喇自己一刀，请更多人离开由他建造的避难所，时间就在这家公司25周年庆的前夕。 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下落是突如其来的。赶上了网络综艺和现场音乐的风口，摩登天空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浪漫的乐观主义时期。年景好的时候，他们开年会去的是越南、东京、大阪，喝大酒，开泳池party。亢奋持续到2019年末，那一年，由于在东京没找到足够大的场地，他们干脆从北京出发，拉了一车酒和一车音响去阿那亚。但第二天的回程大巴上，疫情的消息开始扩散。美梦惊醒，他们发现的事实是，世界没那么恣意，世界并不由自己掌控。 “在那之前，我们觉得自己做什么都能成，没有任何问题。”坐在王四营办公室里的摇滚教父后来说，“前几年我们确实走了一些弯路”。他举了个例子，有一天，有同事突然敲开他的门，告诉他摩登应该做手机，理由是老罗能做，我们也能。“我给他臭骂了一顿，说你脑子有病。我觉得就是人膨胀了。那个社会氛围下就会让人有无所不能的感觉。有一点极度的乐观主义，其实也挺浪漫。” 浪漫也好狂妄也罢，都过去了。他们正在重新校准使命，沈黎晖开始抓住机会，向内走，整理自己和这家公司。 裁员摆在眼前，但很难说是否对他构成了困扰，至少他从未承认过。秋初我们见过一次，年底再见他变化不大，非要说的话，可能更沉默了，但不明显。他在我们跟前分别放了一盅绿茶，自己窝在沙发里，伸手抓过来一个陶瓷杯，摆在那儿没喝。这个时期其他人会彼此照应情绪，离职的、留下的员工们会小范围聚聚，去百子湾吃云南火锅，或者蒙古烤肉，有时候互相留几句坦诚相见的话，有时候没话说，那就各自回家。沈黎晖呢？他还是那个样子，如果有人找到他，多半是来倾诉压力，寻求纾解。我问，“有人会留意你的情绪么”；他说没有，“反正大家默认我是一个不需要安慰的人”。 世上的事庙上不见顶上见，沈黎晖的方法是勿论好坏，充分接受。更早的时候摩登就讨论过裁员，但基于乐观心理暂时没动。“我们一年前想裁人，好像还遮遮掩掩，这次我和沈玥说，‘现在谁裁人都不丢人，你干脆发条新闻也行，说摩登裁员30%，省得别人在外面说三道四’。” 但是真实世界和沈黎晖是有时差的。年末倒数第五天，乌莉雅素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位经纪部副总裁说，“日渐利好”，附有六张海报证明了跨年市场的热度：梅卡德尔、九连真人、超级市场去了南京，重塑去了阿那亚，尧十三去了贵州瓮安，海龟先生和阿肆去了云南。 于是我忍不住问沈，你是否悲观过度了？他不承认，但也没否认。“我算是坚韧度很强的人了，但现在对我来讲，坚韧的东西还有，乐观没有了，坚韧而不乐观。” 我们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个同事给他打来电话，说谈成了某个音乐节项目，投资成本由对方全部承担，但要求摩登签一个兜底条款：至多亏200万。“我说‘我不会支持你这个想法的，我们现在要更加保守’。” 沈黎晖说。 保守？保守什么时候跟摩登联系上了？石青（化名）在摩登工作过五年，加入之前他听过不少都市传奇：比如“老摩登”倡导过上班打卡，某天行政部发布了一份考勤打卡的通知，第二天，最早到的员工却发现，打卡机被踹到地上，废了；再比如某个时刻，摩登办公室里出现了一位全裸的同事，站在会议桌上，试图表达些什么。对石青来讲，那个口口相传的，冲突的、浓烈的、肆意的摩登，正是他和其他精神上没有着落的年轻人的避难所。 而沈黎晖和那种破坏性相去甚远，他更偏建设性。比如他最怕别人喊他“摇滚教父”，说总觉得像个结束语。他和行业里的多数人都不一样。音乐圈从来不乏张扬又散漫的人，但他朴素寡淡，“不谈情面，只谈法理”——这是张翀硕的概括。这次见面，他穿了件牛津领白衬衫，领尖用贝壳纽扣固定，竖在那里，像是要把脸包裹住。我想起来有人说他封闭了通往内心的门，即便与他每天见面，吃饭，开会，聊天的人，也无法真正接近他，这几年尤其如此。关于这一点，你问他，他就承认，但又说不清为什么，他似乎没那么关注自己。 张翀硕是摩登副总裁，负责草莓音乐节，他跟沈认识十几年，共事十余年，一起吃过苦，一起赚过钱，一起喝酒，一起吵架，他们互相懂得彼此，体谅彼此，但他们的关系却又深厚又游离。 “比方说他媳妇和儿子来我家吃饭，我会问我媳妇他来没来，如果他来，我就先不回去。” “为什么？” “除了工作，不知道还能聊什么。一起出国飞十几个小时，我们能用七八个小时谈工作，但谈完就没话了。” 一位同行这样评价他，“你能跟他聊天、甚至开玩笑，但不要妄想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这种人没法有真正的朋友。”沈黎晖基本认可这些评价。他将自己的角色类比为“医生”，一个要求人冷静和理性的职业，一个笃信现实的职业。一个月里有三四次，音乐人带着问题前来问诊，他能花极少的时间，判断出正确的方向。当然，他也承认自己有时说得太直白，可能会伤害到他们。 偶尔有人捕捉过他温情的一面。徐婧在摩登市场部工作，2019年她操办了年度发布会，夜里两点，同事们吃庆功宴，沈黎晖通过群加她微信，通过后，他发来一个红包，钱不多，几百块，但此前没人收到过；王硕是乐评人，曾在摩登天空杂志供职，他也讲了一个类似的事：大约十年前，他在某家都市类杂志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电话，里头是丁太升，叫他下楼，原来沈黎晖让丁包了一天的车，满北京城跑，给“诸位老师”送红包，王硕问干吗，丁说没需求，不办活动不发稿，只送体己话，说老沈以前从没给过，这回一次补上，“多走动，别断了联系”。 他的员工将之归结为“年纪大了”。最近三四年，他开始腼腆地跟工作人员表达情感，可临了又没词儿了，只会说“辛苦了，谢谢”，“这件事牛逼，酷”。虽然谁都看得出来，话很局促，恨不得快速从空中溜走。 他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老板。公司上下都喊他老沈，他不喜欢阶级分明的关系，即使是在职场上也不行，他怕这个，他能自己做的事，绝不劳烦人；决定出差了，就自己订机票，订酒店，一个人飞走；他常说“所有人都可以到我办公室来”，他们就随时用他的办公室开会，替他做主借给剧组去拍戏。但人格的平等掌握不好尺度就是管理的平庸，有人看不下去，说他“养了一批懒人”；还有人说他“心不够狠”，惩处员工总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心软可能是真的，艺人的某些意外违约，他从没索偿过一分钱，据说做人要仗义，做老板要讲理，“别人栽了，你踹一脚，唯利是图的小人才那么干”。 他是优秀的商人，肌肉记忆里都是商业天赋。此处有两件小事可做谈资。第一件事来自徐凯鹏，他是摩登的早期员工，杀了个三进三出，后来经营着一家名为霓雾娱乐的公司。他早年和沈黎晖有个合作的商标，一度“妄想拿回来”，便去摩登谈，但完全不是沈的对手。他记得沈只讲了两点：第一，对摩登不要有敌意，第二，资源好说，但先谈谈你签的盘尼西林。 “一听他说‘但是’我就想走，我找你拿东西，结果你还想给我择搂点儿，我说我先撤了。” 徐凯鹏摇头。 另一件事是这样的：有乐队跟沈黎晖签合约，他告诉对方，说明年买一辆大众复古面包车，大家伙儿开着去巡演，说完眼睛望向了窗外，仿佛望见理想国。后来华东说，二十年前他就画饼，当年重塑签约，他说过一样的话，“眼睛也是望向窗外”。 不喜欢沈黎晖的人说摩登是朝廷，他撒手当皇帝，搞了五个部还是七个部，底下大臣宦官外戚都有，他们向他交付数字，他只管交付钱。但也有人觉得沈黎晖过于操劳，满北京城找去，哪里有带二十个汇报对象的老板？有人说他太过精于算计，有些人则极反感这类说法，“那些人什么样自己不知道吗？老沈只是觉得你们混口饭吃，我没必要（翻脸）。” 我像嚼舌头一样把这些话学说给沈黎晖，他听完嗯了一声，脸上却没变化。我看不出来他是不高兴还是不在乎。等到他接过话茬儿，讲的又是手头的工作：经纪部想签新人，他说报预算，预算批得下来就签；有乐队约满，下属说“这个人搞不定了，想续续不下来”，他说，续不下来就续不下来，怎样？随缘；现场音乐要报全年KPI，他说别，你就把计划做到6月30号，走一步看一步，能开多少场谁知道啊；他又跑去问BD赞助数字，第一个问题是“品牌对2023有信心吗”，对方答“现在有信心”，他说好，看来签约金额不错。 每天五六点起床，不到九点，沈黎晖就会开着那台黑色SUV来单位，这台车他开了十年，仿佛有强迫症一般，车头总是停得特别正，秦巍问为什么，他说，怕别人被挡住，出不来。物业想给他留个车位，把他的车牌号印在了地上，他不好意思，说不用不用，涂了涂了。他是工作狂，也是会议狂，一年二百多个工作日，半数时间他都在办公室呆着，从九点开始，约好会的轮流开，新议题，旧议题，临时加一个会？可以，那就再拟个议题。 “他对事业的专注度是我永远达不到的，二十年前我在摩登天空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徐凯鹏回忆道。毫无疑问，沈是一个自我约束力极强的人。他常常掐着表打乒乓球，转圈走着打电话，走出来的运动量令人吃惊，疫情刚开始居家的时候，秦巍发现，沈黎晖每天都排在微信步数第一名。 采访断断续续进行了几个月。我从他人嘴里，从沈黎晖那里，听到的几乎全是进行时。业务在进行，会议在进行，过去的进行，现在的进行，反思前在进行，沉淀后再进行。即便他从冥想中找出了“生命颂歌”，那也是一支浩大无际的进行曲。他像推着石头的西西弗，也像削掉杂念的苦行僧，推动着摩登这台庞大的机器向前走。 一位才华横溢的主唱，一位天资聪明的商人，一个充满争议的管理者，一个制造潮流的话事人，一名肩负使命的哲学家，为何会在庸常的生活里显得如此孤独？他身处在声色犬马的行当，人们有各式各样的活法儿，有人满腔愤懑，有人意无滞碍，有人追求先锋，有人甘于流俗，有人高歌时代浩然，也有人沉迷历史回肠，他呢，只有他，一直坐在旁边，不肯抬头，不露声色，不展示自己的存在。三年了，在所有人都被无力感所压迫，都急切地想要寻找抚慰的时刻，为何只有他会每天来到王四营园区，来到那座楼阁三层西南边角落的房间里，用这样一种苦行僧式的姿态面对未来？ 孤独先生 我想我应该去找到问题的答案。在此之前，却先撞破了某些巧合。 摩登天空是由北京工艺美校的毕业生沈黎晖创办的，后来他招聘到了一位美术专业的设计总监，叫做李帅，他的审美也很好，并发起了那个名为MVM的视觉厂牌，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以此来解释摩登的视觉表现能力。去看看他们创作的那个叫做《无限宇宙》的巨幅作品的话，你也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一点。但是，后来当我们再去问张翀硕和张然，得到的答案居然也是“学画画儿的”。 说不清楚由美术生管理一家公司会导致什么结果，但至少会有一种迷思：凡事用心了，就喜欢拿来当作品。 这座建筑的装修陈列也是当作品搞出来的。刚搬来王四营的那段时间，沈黎晖来得比谁都早，每天总要先巡视一番，左瞧瞧，右探探，一楼到三楼，三楼到一楼。有时候他会跑去宜家买塑胶草皮和几张桌椅，铺到露台上，这里四下空旷，呼吸畅快，但每年只有很短的日子里可以用来开开会；有时候则会发脾气，他会指着三楼靠窗的几个工位，说阳光这么好，你们居然不换成沙发？另外，仓库地面原本是水磨石的，质素不错，耐脏又抗造，但他不喜欢，他要求拿水泥重新抹一遍，等混凝土初凝了，再撒上金刚砂，这样起尘少，时间久了表面越磨越亮，还很好看，星夜般闪闪的；缺点也不是没有，这材料怕磕，怕碰，怕硬物，结果就是电梯门口那块地面永远坑坑洼洼的。 偏执地追求某一面的美，也不吝于暴露背面的缺陷。这也是美术生的迷思。摩登的办公楼是这样的。正面有铁皮墙，进门后有展厅，有黑胶墙，有彩色时装，有玻璃橱窗，有抽象的具象的艺术装置，有咚咚作响的录音棚；而楼的背面，是后楼梯，后窗，后阳台，是落灰的发黄的爬山虎和长出锈斑的裸露的钢筋扶手，上面全是时间的痕迹； 摩登的人也是这样的。他会签约很多有天赋但又具备人所共知的缺陷的艺术家，比如曾轶可，但他又难保不是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三十年前，清醒乐队在美校教室里排练，没有鼓就敲桌子，砸板凳，一个月也排不熟一首歌。后来贝斯手戴兵要求离队，沈黎晖问为什么，对方说其实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很多拍子都是不对的。沈黎晖说啊，是吗？鼓手郭一环是打击乐科班出身，他加入以后，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个三拍，那一个四拍，是不是错了，沈说，这个音乐就是这样的。 曾轶可音准不好，靠创作也能红，清醒乐队技术不佳，靠审美也能有一号。连重塑也有类似的处境，按华东的说法，最初组乐队，他弹不好吉他，刘敏贝斯一般，也没人当主唱，只能自己先顶着，一顶就顶到了现在。理念领先技术，技术重塑理念，接受自己，错进错出，这是标准的艺术家做派，这群人的特质，又跟摩登天空这家公司何其相似。 过往有些东西一直留在那里。金刚砂的水泥地，雷霖的杂志封面，艺术家偏科的技艺，甚至凡事以审美为先的理念，都延续到了现在。但也有很多东西注定是叫不回来了，比如记忆，这对沈黎晖来说尤其如此。 沈黎晖的很多记忆附着在感官上。比如讲到花园村会想起小陈，想起小陈，就想起干煸牛肉丝。公司在花园村那会，阿姨小陈是四川人，那是她的拿手菜。花椒买回来，先下锅焙干，用擀杖擀碎，牛肉片成片，再顶刀切丝，切成大号火柴棍那么粗，葱姜切丝，芹菜切段，红红绿绿码放整齐。然后再抓，再腌，再浆。更核心的步骤是下锅，牛肉不能炸，只能小火煸干、煸香，煸到油都变了色，先是清油，煸成奶色，再煸成浑汤，最后调味，收出红汁，和着花椒面浇撒到盘子上，闻着香气四溢，吃着咸甜香麻辣，嚼一口令人动容，好像被当胸擂了一拳。 但他记忆里的与其说是口味，不如说是关系。当年摩登人少，人与人的连接就强，连饭都吃得到一块去。搬来园区以后，他一度想恢复食堂，还在大门口租了个场地，但库区管得严，搞不到开伙证照，员工不坐班，人多口味杂，饭点也不固定，终于还是放弃了。口味背后的旧记忆慢慢被洗掉了，他的感官也在走向封闭。没人再听到过他表达关于吃喝的热爱，日常客户朋友老有送酒的，送来他都摆在办公室里。 逐渐收窄的还有交流的乐趣。沈黎晖在工作上会遇见很多人，他会遇见记者、艺人、客户、同事乃至投资人、政府官员，人们都有机会坐下来和他聊天，但他们未必有机会和他交流，他们往往只能扮演听众，扮演一个个接收信息的人。其实他爱动脑子，也不吝于讲话，但语言能提供的交流有限，他索性降低期待，把讲话当成工作或者某种思维训练就好了。设想一下，一个人，话没少讲，交流却不多，如此下来，头脑里冗余的信息就会堆叠起来，变得盛大。而感官的乐趣一个一个地关闭，内心又像刀砍斧削一般，竖起一道冷硬的石崖。 从际遇来看，摩登没有错过每一波商业机会和行业红利。这里含有精明的一面，他收割了每一波红利，房地产、文旅、互联网、综艺，每一次热钱汹涌的时刻他都在场；而另一面是，摩登没有抓住哪一波红利，成为“成功”的样本，他和复星搞过一支并购基金，却一单交易都没做。但沈黎晖宣称摩登从没有错过什么，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认为他想否认的不是错过，而是错失，他不承认的是失去，他接受现在的结果，而失去的原本就不存在。他认为错过的成为资本家的机会根本不属于自己，反而目睹那些催熟又折戟的商业故事很有现实意义。 他对成败不置可否，并购可能好，可能不好，IPO可以成功，不成功也没关系。他陷入到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执行过程，每天沉迷在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当中，却放弃了对结果的欲求。 他不追求结果，每一种结果都被摩登自己杀死了。沈黎晖常讲的例子，是当年摩登推出BADHEAD厂牌，这种听起来脏、乱的另类音乐，是以一种杀死最初的摩登和北京新声所代表的那种时髦、都市音乐的姿态出现的。其实BADHEAD是否算成功并无定论，有人说后来这些唱片卖得太少了，也有人觉得它是沈黎晖职业里最辉煌的部分。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停止这么做，他们推出草莓音乐节，对抗摩登天空音乐节；推出民谣歌手，来对冲独立摇滚乐队；乃至后来终于推出了嘻哈厂牌，并且赋予它MDSK这个名字。沈黎晖说，很多人最初没发现，MDSK不就是摩登天空的缩写吗？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嘻哈音乐也能成为这家公司的标志。 张晓舟曾经说，“（BADHEAD之于摩登）就像是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下了很多私生子，这个私生子想把老爹给杀了。20世纪80年的的另类文化是这样，沈黎晖不也是这样吗？” 再听一遍。 “沈黎晖不也是这样吗？” 是的。一个人要挣脱时代的束缚，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情。人总在被集体癔症校正着当下的梦境，如果说上一个时代的集体癔症是财富自由，当下的集体癔症又何尝不是在节节败退中与自我和解？但当我以此为标尺丈量沈黎晖，才发现他更大的孤独的根源。他从不向自己索求和解，他仍然无法抑制地对抗、杀死每一个身份，杀死摇滚教父，杀死艺术家，杀死企业家，杀死资本家，杀死那个孤独的巨人。 Chapter 2孤独的作品 来到摩登天空，就来到了这座城市的背面。园区门口这条路令人难忘。三年前，我代表供职的媒体来做过采访，路面龟裂，曲流拐弯，开车进去像开船一样颠簸，这条路没有实线，没有虚线，没有路标，没有红绿灯，没有栏杆，没有规矩，也没有人管，我亲眼见到有货车司机为了接电话，从车上跳下来，径自走开了，后边小车堵一溜，三年后再来，路况仍然如此。据说路面不是没修过，可是大货车来回压一压，又裂得跟龟壳一样。至于说路有多颠呢，李帅说，他有几个玩改装车的朋友，爱把底盘改得很低，“他们开车进来有个说法，叫‘小坑提肛，大坑闭眼’”。 服从是谋生的第一课。在王四营这座园区里面尤其如此。在这里，货车的路权才是路权，库房的秩序才是秩序。在这里，你吃不饱也不会感到饥饿，看不见诱人的食物，闻不见面包的香气，尝不到啤酒花的凉意，你会忘掉很多欲望。在这里没超市，没餐厅，没共享单车，出口大门晚7点准时关闭，然后开始堵车。而如今这里有一栋楼，楼里是一家音乐公司，很现代，很艺术的那种，你要抵达这里，就要穿过那条路和那片仓储，你可以做特别酷的事情，但是你要遵循国营仓库的规则。如果恰好你们是作者，恰好打算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出一篇啰啰嗦嗦、庞大无际的文章，又恰好和沈玥聊起这条路的话，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的副总裁就会先反问你们，“你不觉得这就是隐喻吗？”然后他会回答，说，“这就是隐喻，我们在中国非常好的一个隐喻。” 前几年，重塑跟随Depeche Mode在欧洲巡演，还顺势拍了部纪录片。片中沈黎晖出现了，在第一站的后台，脸上写着兴奋，说“一个历史时刻，中国乐队在西方世界的一个舞台和Depeche Mode，所以这特别真实，又特别虚幻”。如果说专辑、演出是艺术家的作品，沈黎晖的作品又是什么呢？王四营园区里这家真实又虚幻的公司吗？ 资本的摩登 沈黎晖在我谈论“家底儿”的时候笑出了声。 想从头认识他的作品，就要从头发问。第一个问题是：摩登最初十年是怎么活下来的？我问了很多人，答案也很多，有说押对了独立音乐，有说押对了音乐节，有说沈商业直觉好，只有徐凯鹏说因为他有钱，家底儿厚，社会资源好。不然为什么另一位同样搞音乐杂志，搞唱片，搞演出的天津大兄，四处借钱，捅了窟窿，办了音乐节，后来却亏得难以翻身呢？ 关于他的背景传言很多。说什么的都有，总把他描绘得像小说第一章的男主人公，后来他干脆自己讲了一遍，意思大致如下：沈黎晖，体制内家庭出身，第一份工作是在海政歌舞团当舞美助理。每天从安定门骑车去公主坟上班，他嫌远，就找到他爸，去托人换工作，于是又去了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职务是做设计，由此接触了印刷。他闲不住，跑去大兴海子角租了院子，搞来一台机器开始接活儿，第一个活儿是印刘德华唱片封面，业务打开了局面。印刷厂这个不算失败的生意，令他与钱和解。想要佐证沈黎晖的财富故事的话，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标准：电脑。 这是摩登总裁助理申焕明讲的，1995年，沈黎晖“花大钱”买了台苹果，买来给摩登做设计用。电脑花了多少钱？不是十二万，就是八万多。九十年代的十万块什么概念不细说了，总之从一开始，摩登这家公司就没有草根创业的迹象，大概这就是传他“有家底儿，是资本家”的由来了。 沈黎晖的那个笑容收得很快。他端正地告诉我们，这个说法有问题。摩登有很多濒死经验，但往往当下是无意识的。比如2007年海淀公园，摩登天空音乐节，账上就一百万，办完以后，刚刚好亏个干净。在此之前一直在还账，还了三百万，手里刚攒了一点钱，有点钱就开始嘚瑟。所以你知道么但凡公司有一个明白人都不会去办音乐节。 那么摩登为什么能活下来解释不清了？ 解释不清。 我们没有赌上身家做某件事的紧迫感，而只是说感觉必须要这样做。我觉得是有运气的成分，但还有不知道是什么的原因，一个内容公司，去做了一个音乐节，创造了巨大的口碑，同时财务上居然也支持了你那种虚荣心，让你可以继续干第二届。 这么说吧。摩登能活下来，活到今天，沈黎晖靠的就是头铁，命硬——道理讲不通，只能讲玄学了——认识的人都钦佩“老沈的韧性”，摩登杂志主编伍叁伍伍写文章说过，“不止一个人感慨，沈黎晖的命太硬了。” 活下来才有了一切。二十多年后，沈黎晖讲了那个数壁橱格子的故事。故事时间是采访前不久的某天，他坐在家里，坐在面对墙壁的沙发上，开始数墙上格子里的唱片。摩登到现在一共发了400多张CD，平均一年20多张，现在有170多个项目在推进中。 他出了一道题给自己：假设以这面墙作单位，摆满摩登出版的唱片，需要摆多少张？ 计算的结果，是5000张。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是摩登二十多年攒下的成绩单的十倍。他突然觉得，5000张唱片，50000首歌，又有多了不起呢？毕竟现在流媒体上充斥着海量的音乐。如果不改变思路，一个人，一个机构，哪怕变得更大，也逃不开被数字困住的局面。“不断并购，上市，把摩登变成全世界最大的音乐公司之一，这不是我们的目标，甚至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愿望。” 话头一转，他又显露出某种自信。在独立音乐界，摩登已然算庞然大物。“英国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是Beggars Group，一年营收差不多8000万英镑，有时候摩登的营收规模还比它大一些。” 增长的数字和规模不会使他兴奋，他对声色犬马和寻欢作乐也兴致寥寥。他甚至不能享受任何一个音乐节。只有他参加的第一个音乐节曾令他心醉神迷，那是2002年在瑞典的一个小镇上，他开心地逛来逛去，以至于错过了去后台见山羊皮。但是，后来即使去到全世界最大的音乐节，他都不再有那种新鲜感了。他形容自己现在是“主办方心态”，去音乐节时脑子里想的全是执行上的细节。他说，“验票的时候，我不会对演出有期待，我只会想，这个入口设计太窄了吧？要疏散的话怎么办？” “会不会枯燥？”我问。 “也是一种乐趣哦”，沈黎晖抬了抬声调，用手摸着下巴。 世界是虚无的，所有的享乐、目标、甚至不甘都是虚无的。此人身上的复杂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在日常行为上，他遵从入世的法则，处理公司具体事务时，用的都是功利的衡量方式，只谈利益，绝对利己。但他的内在又是虚无，如果世界是一场游戏，摩登天空就是他给自己创建的乐园，这种虚无在最近两年又演化为公司的使命“生命颂歌”。 他顺势召开了发布会，主题就叫“生命颂歌”。大意是说，频率是底层，音乐是放大器，摩登作为音乐内容公司，使命应当是顺应自然法则，连接所有人。此外，在会上他说了很多梦话——谈论各种梦境——虚拟的金字塔，数字的金刚，北京到东京的地铁，波浪型的电梯。可总地来说，这次宣讲像是在水面上投下小石子，泛起几层涟漪，但没收到多少回响。两年前我去听了发布会，但我听不懂，也不止我，很多记者也没懂，以至于发出的稿子净是复述他的原话。张翀硕说他听得懂，但他怀疑它的有效性，他觉得，它放在沈黎晖身上特合理，但不能用在摩登，“他那套是柏拉图，公司治理要学曾国藩。” 我们的上一次谈话已经开始透着玄学的味道，“当人跟自然共振，当你遵从自然的法则，变成‘一’的时候，你就不用焦虑了，要不然你老觉得自己是无限的”，沈黎晖说。 不过他的同事没有这么宿命论，他们更习惯于给当下划定一个坐标。 “摩登用了很长的时间熬过低谷，2014年张曼玉引爆草莓音乐节，之后迈入高速发展，现在摩登是在增长期遇到了瓶颈，还是说只是因为疫情限制了它的可能性？未来会有更高的成就还是会下滑？”张翀硕看不清楚，但他知道，任何一个组织都有生命周期，滚石也就20年的周期，摩登现在已经25年了。“也许摩登正处于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迷茫期，也有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中年。” 从一方面想，毫无疑问，摩登面对着难以言喻的不确定性；从另一方面想，摩登已经超出中国音乐公司的历史坐标了，往后只有眼前路，再无身后身。 外人则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混沌学园的欧爷（魏亚欧）和摩登的几位高管交流很多，尤其是在课程期间。她将摩登的核心竞争力归结于，“笃定地经由音乐传递一种审美和趣味”，如今它遇到的挑战则是一家亚文化圈层公司在破圈之后必然面临的成长的烦恼。“当它在资本助力下快速甚至被迫要进行一些扩张，新的方向可能远不在它原有的射程范围内，某种程度上，这和B站所谓“破圈”之后遭遇的挑战是类似的：面对新人群，新场景，但供给侧的新能力未必能快速匹配上。” 沈黎晖面对这类大型拷问总是平静的。前几年摩登营收增长得快，一度望见十位数大关，如果对收入数字有期待，他总能列出算式，给出达到某个数字的解法。但如今他说算都懒得去算了，因为“世界变了，数字真的越大越好吗？” 此外无论他人说什么，他也不会在需要判断的状况里掺入情绪，这是管理者的自觉，也是他多年来的处事方法：即便回到当年恣意的乐队生涯去看，你也很少看得见情绪化的作品，后来人们再谈起清醒乐队会谈什么？不是激昂的乐曲，不是共情的文字，在他的歌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意象，是视觉，是哲学、美学、想象力。 这种个人的特质多年后变成了公司的竞争力。“这家公司牛逼之处在于会搞错位竞争，”李帅说，“我觉得摩登有两件事（是核心）：组合创新、错位竞争”。具体地说，摩登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什么？一说理念，二说音乐，三说设计，还有第四个说生活方式，但归根结底，还不是统统归入视觉哲学审美想象力？ 无论如何，这家公司有自己的命运。过去守着内容和资源的长板，摩登天空有的放矢：当房地产对文化产业释放利好，它顺势让草莓音乐节成为时髦的符号；当网络综艺需要原创音乐，它输送“收藏”多年的音乐人，艺人票房飞涨，回过头来也反哺了音乐节。民谣、嘻哈、乐队……摩登天空似乎总能抓住时机，收割一波市场的红利。有几次，人们以为它快要成事了，回头看，它却并未如预想中跑得快。 它也并不总是走运，试错在所难免。做展览浅尝辄止，经营运动厂牌无疾而终，办电音节亏了一千多万，后者成为摩登天空有史以来亏本最多的项目。“当时有一点贪心，感觉什么都要做，所以钱虽然赔了，但一点都不可惜。”他慢悠悠地说，一副不放在心上的样子。 他这副样子我以前见识过，三年前《乐夏》大火，他却告诉我“未来不属于乐队音乐（摇滚乐）”。他就喜欢这样，人在讲狠话的时候，一定要轻飘飘的。 风口上的摩登 沈黎晖为何宣称“乐队音乐不是未来”？这算唱挽歌吗？其实这话普通人不在乎，乐迷听不懂、不接受。总体地说，它是从业者要厘清的事，是商人的决策依据。其实从十五年前，清醒发完第二张专辑，“音乐人”就变成他皮夹里的名片了，你知道它在那里，但可能不会再使用它了。 沈黎晖只忠于摩登天空赋予他的身份。徐凯鹏说，你不觉得他对待摩登的态度完全不同吗？印刷厂可以让给他弟弟，乐队没说不做就不做了，但摩登呢，他当它是私人作品，他不会拿它冒险，更不会把它的命运交给别人。沈黎晖没有反驳把摩登当成作品的说法，他不抗拒这种说辞，不过他转过脸来又问，谁的人生又不是作品呢？ 但这样讲对“作品”的定义太宽泛。在狭义的创作概念里，创作者的命运是被动的，被拣选的，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又不会成为“the chosen one”。所以创作者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人生观的抚慰。一方面，他们会说命由天定，另一方面心头又高悬着四个字，福由己修。 只是，人生观对管理公司有用吗？华东可以等待命运，彭磊可以等待命运，但沈黎晖不可以，那么，一个人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一定要主动，要去识别问题，回答问题，比如哪种音乐才是属于未来的音乐？哪种艺术是可以抵达的艺术？这是沈黎晖的职责，也恰好是他的禀赋。 识别内容价值，这是摩登最笃定的内核。但在内核外部，摩登也有随着风向摇摆的那一面。特别是如果你把摩登置于风口的坐标上去看，“风口上的舞蹈”展现了全然不同的面貌。 故事线索可以从张然起头。2021年，张然从三楼搬到了二楼办公，同时更换了手下一多半的员工。摩登办公室一共三层，一楼修建了录音棚和棚拍间，二楼是看上去不那么艺术的商务和技术组，文艺爱好者则集中在三楼，当中包括那些大牌经纪人们和承载了野心的国际事业部。 沈黎晖和张然做过同一个全球梦。2015年，摩登天空的出海步伐开始加速，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将海外音乐节延伸至芬兰赫尔辛基、美国西雅图、洛杉矶。在当时的采访中沈黎晖宣称，摩登已经是全球最受关注的中国音乐公司，下一步，“肯定是”全球化的音乐公司。 宏大的野心少不了配套的资本动作。当我梳理摩登天空25年的发展史，发现2015年是极为独特的节点。在创投热潮中，沈黎晖学着使用资本工具来撬动更大的版图。他先后收购了北京的视袭音乐、西安的张冠李戴音乐节，云南的五百里音乐节……同时摩登也启动了互联网尝试，推出直播平台“正在现场”，收购了票务平台“Pogo看演出”。 海外资本扩张则是一个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差点买了那家流媒体音乐巨头的股权。”那天下午，笼罩日光里的沈黎晖，再次轻描淡写地说了这句话。尽管从乐队到员工都称沈黎晖为“资本家”，即便我知道他有很好的商业嗅觉，我仍然没想到，他曾有机会成为一家百亿美元级别公司的重要股东。 2015年，复星那一轮融资，1.3亿现金之外，对沈黎晖很有吸引力的一点是，他们承诺追加到30亿，用于全球资产投资和并购。“我跟老郭说，亚洲音乐的主导权不应该在日本，我要拿这一笔钱，买到欧洲上游的一些IP和资源，以中国市场为核心，辐射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七年之后，沈黎晖仍能流利地复述出这一套逻辑。 一些计划付诸实施。2015年，摩登天空投资了英国Sound City音乐节，占股30%，同时在2016年参与了Sound City音乐节；2017年，成立了英国分公司MODERN SKY UK，尝试市场化经营。 一些计划则被搁浅。他还去了某音乐独角兽在斯德哥尔摩的总部，这个后来的流媒体音乐巨头当时正在卖老股，他原本打算买一些，但最终没能成行。 但在张然的叙述里，美梦与热望一直延续到疫情前。2018年，摩登天空定下的战略目标是影响全球青年文化；2019年，鼎盛时期，“影响城市之声”计划一年完成至少80场海外乐队演出；2020年，是他们预想中的爆发之年，他们为此预备了盛大的战略和规划。结果，疫情来了。 现在，张然负责摩登天空的数字用户中心，“正在现场”的产品、技术和运营都由他管理。看上去，眼前这个长发、花臂造型的摇滚推手怎么也不像一个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每天都拿那些互联网词汇说来说去，小硕老是问他，这词怎么解释，你说说？”乌莉打趣道。 上完商学院的课，他想通了沈黎晖的那个说法：“正在现场”的使命应当是连接用户，而不是卖票。“我们公司的人都有点社恐，不愿意面对用户。以前我们是年轻人，能自然地从用户角度考虑，但慢慢地年纪增长，如果不去有意识地观察用户，就很难做好产品。”“谁离用户最近，谁以后就是最有话语权的人。” 其实，如果要在摩登天空里选一个对数字化最热心的人，那一定是沈黎晖。摩登天空，本就是一个由沈黎晖个人兴趣驱动的公司，当元宇宙和Web3成为风口，他认为，他所着迷的虚拟世界终于有机会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了。 数字用户中心成立，张然的首要任务是招人。他费尽心思地挖人，并招募到了一位曾在阿里系统相当于P8职级的产品总监董敬伟。此人个性爽朗，身材壮硕，进过大厂，创过业，栽过跟头也挣过钱，不太像刻板印象里的那种程序员，反而像是经过创投战场洗礼后的退役士兵。他此前从没去过音乐节，面试的时候，却被办公室厕所装空调这件小事打动了。 入职后，“正在现场”简陋的技术体系却让他吃了一惊。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做互联网产品的都知道，要用最底层的数据库撑着一套系统，用缓存负载用户的访问，但正在现场连这些基础数据库都没有搭建好，App一开票就崩溃。他索性花了三个月，重新做了一遍“正在现场”。他还用了两个月时间，给张然讲解技术总监和产品总监的区别，又和张然一起让沈黎晖相信，“技术是技术，产品是产品”。 “正在现场”将推出数字藏品频道，售卖以数字产品形式上线的摩登自有IP——这是1月开发布会时释放的消息，直到5月，第一款由虚拟IP“I.M.O.”为原型的数字藏品才推出，实际上，开发工作早在前年8月就开始了。“老沈特别谨慎，如果以创业公司来讲，这是缺陷，但是以一个活了快25年的企业来讲，这是优点。” 沈黎晖也嗅到了城市升级、存量运营带来的新机会，改造民众乐园是他当下最关心的新项目。当他拿到这个案子，来到武汉，第一次看到那栋百年前的建筑时，随即产生了把它变成一个虚拟景观的想法。站在民众乐园的四楼，目之所及，临近的多是破破烂烂的房子，远处又有高耸的现代化建筑，城市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建筑层层叠叠，让他觉得“特别超现实”。于是他说，要把100米以外的那个“格子间”租下来，在那儿摆一个屏幕。“我们可能会在这个4万平方的老建筑里连接城市的肌理，让大家在楼顶看到这座城市不同的地方，当你拿出手机或戴上AR眼镜，又可以看到一个虚拟的城市。” 此类项目，满足他的个人兴趣是一方面，“能贡献不错的营收”当然也是重要原因。 沈黎晖的精明之处正在于此，他以内容为镰刀，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资本；又或许人们误解了沈黎晖，他们以为他也是追求的俗世成功的那种商人，但他们错了，毛姆说，一个人往往不是他想成为的那种人，而是他不得不成为的那种人——大意如此，更何况谁知道沈黎晖“想成为”的是什么人。 摩登是沈黎晖的作品，但作品有时言不由衷，他也只是尽力而为。通过作品你会觉得了解他，也可能实际上离他更远。所以接下来换个思路，我准备和你谈谈重塑，作为案例，它关乎内容机构的另一个命题：如何令艺术家和艺术作品释放出商业价值？ 重塑的“音乐再生” 2021年，5月22日，重塑演唱会，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摩登从上到下都将其视为杰作，它拥有关于表演的一切，气魄、色彩、光线、活力，视觉形象纷繁，情感炽烈，音乐丰盛深沉又激昂。沈玥说，这是中国演唱会历史上的高峰。 我问过张翀硕，你给那场演出打多少分？他说一百一，极致的音乐用极致的设计极致地落地了；我也问了沈玥，但我不记得他讲的分数了，只记得他说没有一个音符是错误的，没有一条光线是多余的，也没有一种情绪是浪费的；我还问了赵亮，和他的对话则是这样的： 85。85？85。小硕和沈玥都打100多。我打85，在我这，Radiohead也八九十分。 赵亮是企划部负责人，也是万青的经纪人。他说，别忘了重塑是没有金曲的乐队。一支没有金曲的乐队，在中国办了Arena级别的场馆演出，难道不是壮举吗？ 摩登旗下如今有几百组艺人，能称得上“标志性乐队”的一只手就数得过来。重塑肯定算一个。无论是看明星气质，看艺术水准，看商业价值，他们都担得起“头沟”。这个结果，一方面来自作品的累积和综艺的推动，另一方面是来自和解。乐队成员尤其是华东与自己、与他人和解了很多。 重塑是艺术乐队，艺术乐队是由艺术家组成的。艺术家年轻的时候，总有用不完的原则，使不尽的怪癖，行为背后实则是数不清的畏惧，而且多数是因为钱。但还好，人年轻的时候输得起也怕得起，负担少，成本低，心无滞碍，站不直蹲着，没钱花忍着，吃不饱饿着。 华东刘敏以前都是这样，有精神洁癖，觉得赚钱特傻，所以放任精神富足膨胀，和物质富足搞对立。乌莉和我们回忆了这么一桩往事，说好多年前，有一家意大利公司找上门合作，品牌大，方案成熟，有面儿不跌份，谈到末了却被华东撅了回去，理由是很小的事，他不乐意走红毯。 “当时为了这事我俩闹得特别不愉快，当然了，后来只当笑话讲了”。 这是一则艺术家制衡商业的故事，也是一则华东和乌莉之间关于和解的故事。只是，讲笑话标志着和解，和解却不代表否定过去的看法。后来我追问，这笔钱之于重塑是什么概念，她还是忍不住说，“他当时一年挣不到六位数，那一笔就超过年收入了”。 你看果然吧，等待艺术家修正对钱的态度，对摩登是一门修行。三年前，一位主唱先生告诉我说，沈黎晖？沈黎晖只认钱，我去问沈，他立刻摆出那副无所谓的样子，说没错，但这是很好的赞美，你看这帮乐队，有一个算一个，我对他们的人性也没有更高的期待值；然后他又说，只认钱对我也挺难的，我也是艺术家出身，我也牛逼哄哄的对吧？所以对我也挺难的。 我相信他后半句是真诚的。但出于不好意思，便没有再问下去。如今来说，我改变了想法，我认为那才是最要紧的问题，但我竟然在多次采访中一再错过了追问的机会。和艺术家把钱谈明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时候需要耐心，有时候需要方法，有时候需要时间，重塑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你不确定谁的人生有没有达到适度和解的状态，看他对钱的态度就好了，那是确凿的证据。 沈黎晖还讲起另一件事。还是一则钱的故事。大意是说，一支乐队的几位成员在某个夜晚崩溃了，或者说，集体进入了一种需要倾诉的状况。于是在晚上十一点，他们给他打电话，叫他过去，聊一下。 “我说好。聊一下。我觉得有必要去聊，通过经纪人也知道他们有问题，但我以为他们不想挣钱了，我最怕听见有人不想挣钱了，我就要知道这个答案，我问他想不想，他说想，我说好，你想的数字可以做到，我甚至可以当成KPI，给到经纪部。 那就分析问题，问题是在配合、沟通、岗位还是能力？通过分板块的谈话，我们找到了结论，问题不是创作，而是运营。最后花了一点点时间讨论一下创作，目标要怎么样，讨论一下方向，他认为我说的很对。” 他对“讨论创作”的态度是轻描淡写的，但那不意味着容易。相反，很少有老板能真正在创作上给出建议。他告诉我，重塑跟Depeche Mode欧洲巡演，他在都柏林看完第一场，下来就告诉华东，你应该减少音轨的使用数量。就像Depeche Mode一样，用有限的声音完成一首歌曲，道理很讲得通，“如果你需要四十轨，而不是四轨去完成一首作品，只能证明你的每一轨都不够好”。 但这些都不及“克服对钱的恐惧”来得更难。在艺术家和商业公司的合作中，钱当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它是信号，是具有意味的标签，它意味着艺术家和摩登在创作、信任、艺术、业务上达成了系统性的一致。 那些“走起来”的乐队都如此这般自我救赎过。无论新裤子、痛仰还是重塑。只是重塑和解得更少，艺术的自我保留得更多。我问沈黎晖，你那条“四轨”的理念，华东买账么，沈说不知道，不买账也没事。但我想我知道，我三年前跟华东做过访谈，编辑在标题里引用了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见而改变，哪怕那个人是张亚东。我认为他同样不会接受沈黎晖的建议，事实上，一个人是不会接受另一个人的建议的，更何况他是华东。 看起来，重塑的上限就是摩登的上限。至少是某种大类的上限，比如乐队音乐。重塑是唯一一支既能最大程度保留艺术自我，不写“金曲”，坚持英文演唱，又能获取大范围商业成功的乐队。但就是这样一支重塑，也会陷入“抄袭”的指控。简单地说，在乐夏表演完<Pigs in the River>之后，大量声音冒出来，指责其抄袭<Red Right Hand>，一首Nick Cave的歌。 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将木心的某些文章是否涉及抄袭的争议归纳为“木心的文本再生”。那么，此处我们也将重塑面对的问题描述为“音乐再生”吧。 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Red Right Hand>，它收录在专辑<Let Love In>里，这是Nick Cave从The Birthday Party时期的暴戾哥特摇滚走出的第一步，它的音色幽暗，不稳定，充满隐喻又令人不安。尽管结构是标准的ballad，但歌曲里的声音仍然保持着难以名状的不确定性。从那个时候起，再延伸到整个Nick Cave and the Bad Seeds时期，他的创作始终围绕着爱这个母题，形式通常是讲述，故事性的讲述，<Do You Love Me>是爱，<Loverman>是爱，<I Let Love In>是爱，连<Murder Ballads>里都充斥着爱的故事。 重塑不讲故事，更不会涉猎爱这种字眼。赵亮说，这几个人不想你靠近，他们的歌里有冷峻严肃的东西，有象征，也有暗喻，你能听到他，但你也听得出来，作者不是一个想在私人领域和你接近的人。 所以，从同一个动机出发，结果截然不同。不同于<Red Right Hand>的情绪化，重塑的<Pigs in the River>制作出了更稳定的声音，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定制节奏的时候，华东把吉他换成了合成器，速度加快，bpm从115调到120，Nick Cave在开头几小节用了沙锤，划火柴的声音采样，乐器更加原声，考虑到这首歌的首发时间是28年前，这也可以理解为是时代的声音特征。而重塑做出了更加现代、工业的声音，并且没有在前半段做出任何打破的尝试。直到最后部分，刘敏的声音出来了，划开了框架，才把情绪做了拉升，但有趣的是，刘敏的女声合着华东的男声以及敲击声仍然是精心的，清晰的，编织、搭建而来的，也就是说，在这首歌里，重塑用来打破秩序的，是另一套秩序。 <Pigs in The River>的歌词来自于真实故事，来自于一则新闻。三年前，华东私下跟我讲过创作动机，但在公开场合，创作不可言说。也不止于华东，艺术家对于自己的作品，无法在意象上做任何具体输出，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审查问题，另一方面，艺术作品不可言说是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作品有其生命，而生命自有其法，一个作者，怎么可能违反自然道法？怎么可能用语言肢解自己创造的生命？ 每一位艺术家，在全部的创作生命里都在被拷问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拥有对抗的性质，即艺术如果不可以言喻，那就注定充满误解。抄袭就是当代最被滥用的误解之一。误解就是<Pigs in the River>的命运。而读者、听者、观者对创作的认同不够，理解不够，启蒙不够，也是客观的事实。前阵子王朔出了新书《起初·纪年》，我买回来读，按照作家的说法，他的本部小说里面充斥着前人、学者、史家乃至评论家的观点。而他在新书序言里讲了这样一个提法——同样来自他人——《道德经》或许不是老子亲身的、由零到一的创作，而是师承自母系社会的诸多女圣的帝王学说。而老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者，实则是集前人大成的那个人，而王朔认为，老子是不是作者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依然认其为宗，因为他有传世的功劳。我绕圈子讲王朔和老子是想说，承袭前人而来是创作的常态，自古以来就是。 此外归根结底，这两首歌是哪里像？是一组节奏，确切地说是“锵、锵”，两个声音，一个动机。华东去王硕和伍叁伍伍的《坏蛋调频》聊天谈到过此事，他的说法是那个动机确实来自Nick Cave，毫无疑问。但客观来说，如此复杂完整的两首歌里，有如此大的信息量，如此不同的构建逻辑，怎么可能仅凭一组声音就定义抄袭？ 对创作而言，被某个具体的动机驱动，你往往更有热情去构建出全然不同的作品。往小了说，乐夏舞台上，福禄寿用了<Hallelujah>，大波浪和木马用了Pink Floyd，马赛克用了Blondie的<Call Me>；往大了讲，姜文电影里有教父，盗梦空间里边有金敏，甚至你去读莫言，背后也有马尔克斯，有托马斯曼，有福克纳，有君特格拉斯，这不都是作家大方承认的事实？创作从来都是一种基于继承和延续的行为，而不是从个体出发无中生有的发明。如果科学技术可以沿袭前人的积累和财富，再做创新与创造，为什么文学、电影、音乐、艺术不可以？ 我感到怀疑，我怀疑是否是偏见在起作用？承受偏见就是文化舶来品的宿命？是摇滚乐在中国人耳朵里的宿命？中国乐队是否从来没得到站在起跑线的机会？乐队和乐迷之间是否从来都缺乏耐心？ 如果将重塑视为艺术乐队赢得商业成功的案例，如果将内容价值视为摩登的核心价值，视为那个“一”的话，那么重塑的故事是否预示了一些东西？是否可以说，重塑的成功就是摩登的成功，重塑的上限也是摩登的上限，重塑的宿命就是摩登的宿命？ 我把问题抛给沈黎晖，但他没有回答，而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摇滚乐历史上，也没有再出现比Beatles，比Radiohead更伟大的乐队？随后，他又用一组问题再次做了回答。 “人类的创作是用已有的素材去排练组合，你想完全地创新不太可能。我觉得人类的智力水平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所以现在不管什么Disco，Citypop回潮，什么都是前人玩剩下的。但这不是中国人的事，全世界都这样，人类就这点能力，我不确定有一天AI会不会超过人类的创作，我不确定。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提高，情况就不会有太大变化。我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人会不会到了一个进化节点，疫情是不是进化的节点？人类是否会往更加‘意识’的方向去升维？我不知道。 今天全球的流行文化，资讯流动性非常高，我认为反而失去了原始色彩，失去了原始保守固化的界限，变成碎片化、拼接式的文化氛围。下一个台阶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升维，那就是使命问题了。” 如你所见，采访进行到此处话题也“升维”了。对沈黎晖这番话我原本想追问，却一时语塞，我此时才又意识到了似曾相识的无力感，具体来说，就和这三年来我们面对生活的感受一样，感到不满，有点沮丧，希望去做些什么，但无能为力。不过好处在于，如果你也跟随对话走到这里，并尝试去理解它的话，对于沈黎晖几年来讲的那些梦话，他试图分享的那个梦境，你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也距离沈黎晖的孤独更近了一点。 至少我是希望再近一点，于是有了冬天的这次见面。 Chapter 3孤独的影像 纪录片 被沈黎晖储存在记忆里的更多是某些时刻的“在场”。2017年重塑赴欧洲巡演，都柏林那场，正赶上红花会跟摩登天空闹解约，热搜吵得沸反盈天，沈黎晖说，不管了，先飞到都柏林。2022年8月，新裤子的演唱会，沈黎晖照例准时出现在苏州的休息室里，临上台的那一刻，站在入口的只有乐队的四个人和沈黎晖。他只看了一眼，就回到观众席。 “就像一个电影，那一刻我在那个地方出现了，故事才完整。”沈黎晖解释说，“在场”是他作为项目发起人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职责外必然还有更感性的东西。电影是主观的剪辑，是独裁者的艺术，是一种储存记忆的方法。被沈黎晖珍藏的都是什么样的镜头呢？ 2014年，北京草莓，9级大风中，张曼玉用喑哑的嗓音唱朋克版《甜蜜蜜》。唱到第三首时，舞台开始摇晃。 沈黎晖和几个人躲在后台的一个小帐篷里，风在咆哮，舞台督导来问他，是暂停还是结束？他大概有三秒钟的判断时间。如果说的是暂停，他知道乐迷不会走，风那么大，会有危险。于是，他很快喊停，演出结束。几万人的现场，很多乐迷从大老远的地方跑来，还等着看后面的乐队。他深吸一口气，思考怎么安抚留下的几千人，以及要不要承担起退票的责任。“外面狂风大作，一堆观众堵在门口，我们焦头烂额，你想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绝对不美好。”沈黎晖眼中，那天，影后的演出棒极了，尽管他无法享受那个现场。 2017年，西安草莓，陈冠希一字一句、反反复复地问观众，你们还记得我吗？ 沈黎晖落泪了。那是“不讲情面”的大亨少有的动情时刻，他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心里憋着的那股劲，能感受到现场两万人“共振”所释放出的能量。陈冠希和歌迷的对话被他视为电影中的经典场景，一个耀眼的明星，经历落寞，重返舞台，在歇斯底里中裸露真情，他口口声声问观众记不记得他，但他早已不是昨日的他。那像是一部充满人生况味的文艺长片的结尾。 但那不是结尾，还有很多事物盘根错节暗自生长，并缔造出一个更宏伟更漫长的作品。初秋的访谈，沈黎晖没有正面回答那个关于“作品”的问题，但他在这个冬天告诉我，答案其实已经藏在这家公司的简介里。PPT最后一页写着，“摩登天空是一部永不完结的作品”。这句话来自2019年那次“几乎把屋顶掀了”的阿那亚年会，是英国公司的负责人Dave说的，沈黎晖觉得特别好，便记住了。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沈黎晖经常跟媒体讲的一组故事是：因为喜欢他的清醒乐队，旅行团签约了摩登；是万晓利影响了那位胖子民谣歌手，此人又影响了张曼玉，还把马頔和尧十三带进了摩登；五条人愿意签BADHEAD，也是因为喜欢左小祖咒、胡吗个这些摩登的先锋音乐家。“哪怕是最实验的厂牌，也能通过人的连接和音乐能量的传递聚合到一起。每个人在摩登天空里都有自己的篇章，不管你是一个音乐家，还是一个工作人员，哪怕你写下的是微不足道的、不那么亮丽的篇章，也是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页。” 如同一滴水汇入海洋，每个人的篇章都是这个宇宙级作品的“一”。把这些篇章融入摩登的巨幅作品《无限宇宙》里，当切到每一个点再放大，它演绎的就是每个人的人生电影；当把它放大到无限，再层层叠加，相互连接……那将是一个广袤的没有边界的宇宙，你将看到很多平行空间里同时发生着的故事。 这个宇宙更持久的能量来自和每一个普通人的连接。“多少人因为一场音乐节相识？多少人在音乐节里求婚？多少人因为听同一首歌，有了共同的记忆点并创造出一个新的故事？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一念创造了这几百万个故事吗？它们形成了实实在在的记忆、内容、能量，这些东西又交集、错杂、再生，构成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总要消失到无形里去，个人财富和成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摩登天空将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作品。而这仅仅出于25年前一个极为偶然的念头——我说，我要做个label。”沈黎晖打了个响指，像是启动了那个宇宙的某种魔法。夜色降临，他的身后是灰蒙蒙的天空，几栋高楼突兀地闪烁着几点红光，带着一股末日的赛博朋克感，天色更暗了，他忽然起身，啪嗒一声踩亮了这个房间里唯一的发光体，一盏落地灯，光线恰到好处地将他笼罩在柔和的暖色里。 他说，如果将来有机会制造一个虚拟世界，他一定要呈现一个画面，把自己置于这个巨大的游戏里，置于某个不易察觉的、隐藏的关口。那个画面来自于一次冥想，主题是“20年之后你在哪里”。他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是，自己变成了墙上的一张黑白照片，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很快，画面里又出现了另一个他，在院子里骑上一辆小轮车，在蜿蜒的小路上拐了无数次，最后奔向一片金色的麦田。大地舒展，天空如盖，骑着骑着，那片金色的麦田幻化成了无数人的手臂，就像音乐节里的人浪，所有人都在挥动双手，随后那些手臂又变回麦穗，像蒲公英那样，自在地飘散到宇宙里去。最后，画面重新定格在沈黎晖身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