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7 16:19| 发布者: mainstaywzf| 查看: 34| 评论: 0
世上有不死鸟,如凤凰一样,永远涅槃重生。世上有一种企业,只有扩张没有收缩,只有矛没有盾。 这句话,用来形容京东方,或许也很贴切。 一方面,它早就不声不响做到多个世界第一: 液晶面板出货量全球第一;平板电脑屏份额全球第一;智能手机液晶屏份额全球第一;首发产品比例全球业内第一;新申请专利数量全球业内第一;毛利率全球业内第一…… 另一方面,它又拿着国家给的巨额融资,每年的财报却不那么好看,在A股市场表现得极为平庸。 散户之王、面板之王、圈钱之王、价值熔炉、国之重器......在它头上,围绕了太多光环与争议。 其实,看懂了在生死线上徘徊的京东方,也就看懂了,中国“大国工业”的意义。 在很多领域,至少在液晶面板这个领域,免费玩家奉行拿来主义,虽然一时很爽,却没有人权——只有氪金才能改变规则。 让我们来回顾这场烧钱的战争,与一位战士30年的征程。 01 十年心中尽怒潮 京东方的前身,是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北京电子管厂,代号774厂。 始于1956年,是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主要产品是电子管。 一五期间,该厂总投资1亿元,占全国电子工业总投资额五分之一,被赋予了重要使命。 1956-1984年,为新中国科研单位培养了140名中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1181人、技工1362人。 那个时期,面对西方的科技封锁,北京电子管厂不仅为全国科研单位培养了140名中层干部、1181名工程技术人员、1362名技工,并研制出无缝镍管、陶瓷管、大型发射管等500多种产品。 为新中国的科技进步,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直到80年代前,它都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还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 然而,80年代,改革春风过,彩电成为主流,占中国电子工业比重高达56%,电子管被半导体集成电路大规模替代。 北京电子管厂也想抓住风口,可惜转型失败,很快就被时代甩开。 到1986年,整个厂子销售收入不到五千万,人均创造利润变成负值,工资都发不上。 万般无奈,厂里只能组织男工去首都机场托运行李、去开出租车,女工就到饭店去干保洁、去织毛衣,甚至变卖车间里的氧气瓶,勉强维持生活。 已然一副即将山穷水尽的境地。 1988年,心急如焚的厂长张红飙觉着,得跟上改革开放的潮流,于是花大价钱把厂里的年轻会计王东升送到香港,脱产学习国际金融,一回来就升他当了财务处长。 王东升苦思冥想出一套改革方案,兴致勃勃地打算给厂里的干部们培训。结果其他上了岁数的老领导们,对那些稀奇古怪的词汇毫无兴趣,没讲几分钟,台下就已鼾声一片。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王东升也对此逐渐失去耐心,甚至一度萌生出离开的想法。但一想到老领导张红彪的期待和厂里无数老职工的困难,甚至有些老职工还是为国家做过很多重大贡献,王东升又实在又于心不忍。 只能一般苦苦挨着,一边不断想方设法为厂子谋出路。 时间很快来到1992年,那是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那年春天,邓公南巡,发表了撬动时代巨轮的“南巡讲话”: “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在伟人的号召下,当年辞官下海的人数超过12万,保留职位经商的更超过千万人,规模远超80年代初的下海潮。 个人沉浮与国运兴衰,第一次捆绑得如此之紧。 这时,挨了好几年的王东升35岁,还算是年轻人,他再次躁动起来。 7月,北京市电子办给厂里下发指示,要求张红飙找个年富力强、能跨世纪的干部接班,坚定走市场经济道路。 张红飙这时年过古稀,他明白自己的时代结束了,他想到了年轻的王东升,决定把挑担子的重任转给他。 当时的王东升其实不想接这个烂摊子,他当时都已打点好行李,正打算去中信旗下的一家租赁公司当副总。 但架不住老同事们的挽留,大家都劝他留下来当厂长。 王东升呛了一句:“我凭什么留下来?” 一位老师傅回道:“就凭让我们不再去捡白菜帮子。” 王东升说不出反驳的话。 管财务的他最清楚,厂里的状况有多惨。 当时,厂里已经到了没钱买原材料的地步,连续11个月发不出工资,许多老职工揭不开锅,只能到菜场捡白菜帮子果腹。 王东升咬咬牙,最终还是留下来,又去找来了王家恒、王彦军、陈炎顺等几个帮手,决心让这艘沉没的巨轮重新浮出水面。 但提了两个条件: 2.鼓励出国考察,学习先进技术。 上面答应了。 但刚接手过来的电子管厂简直是烫手的山芋,高达98%的负债使得没有一家银行愿意放贷予他。 实在筹不到资金,王东升只能动员职工凑钱入股:普通工人自愿每人出资500元,领导干部每人5000元,多买不限。 到1993年4月,全厂2600多人东拼西凑,终于筹到650万元,北京电子管厂才得以进行股份制改制,更名为“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开始重生自强之路。 公司创立会议上,王东升坐在首位,号召股东们实现“老厂的二次创业”,并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四五工程”: 用五年时间,实现公司销售五亿元、净利润五千万、员工人均年收入五千元。 该怎么做呢? 02 万里江山皆风火 一开始,为了活下来,王东升有些“饥不择食”。 搞电器维修,卖节能灯、卖“东方壶”、卖爽口液、卖北京烤鸭……做成的不多,和电子管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当时东方电子有北京松下30%股份,好在陈炎顺拼死要回400万分红,才发上工资。 1995年,王东升应邀到日本参观夏普公司,东道主给考察团每人送了一个彩色液晶闹钟,当做小礼物。 王东升把玩着手里这个小物件,仿佛预感到了一个新时代。 回到国内,他立马召集人手,成立研究小组,集中精力做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有决心是好事,有眼光也难得,可是做起来难。 除了没钱,外部环境更差。 小的来说,日韩液晶产品虽然已经在市场大量出现,国内的众多家电企业还不相信中国彩电的CRT显像管会被液晶平板显示器替代,对此不屑一顾。 大的来说,当时的宏观经济还将也面临很多不确定。 CRT彩电 1997年,索罗斯携千亿美元横扫东南亚,最后在香港铩羽而归。 不甘心的魔鬼放出狠话:东方经济熬不过1998年。 面对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当年中国经济的确不容乐观。 那时,我们正处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关键节点。现代化工业刚刚起步,传统轻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国企亏损极为严重。 1997年底,全国建材、军工、有色、煤炭、防止全行业普遍亏损,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8.66%…… 面对摇摇欲坠的国企,政府决心直接淘汰生产落后的企业,换来了生产力的解放与财政负担的减轻,刺激经济发展。 通过政企分开,大量民企迅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困扰许久的城市就业问题,还顺手从焦头烂额的东南亚国家抢走了不少出口生意。 京东方就是在这时候,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1997年6月,陈炎顺找来南方证券做代理商,拉了个18人的团队,捣鼓了7个月,居然将公司在深交所B股上市,一下筹到了3.5亿港币。 大家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从此,老员工们对王东升和陈炎顺的决策,再也不做任何怀疑。 有钱了,心齐了,终于可以搞事业,但问题也接踵而来。 1998年,中国取消了实物分房政策,开启了楼市的新时代。 有人劝王东升:“中国正在城市化,房地产可以赚大钱。”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如果当时王东升跟着潮流走,今天的京东方,就是个靠卖楼就吃不完的企业,王东升本人也未尝不能碰一碰首富之位,舒舒服服过日子。 经过三天三夜激烈讨论,王东升还是下定决心,“如果连我们这些人都去做房地产,那谁来搞工业化?” “我们的血液里面就流着工业的血,房地产有人搞,不缺京东方一个。” 那时讲四个现代化,其中一个就是工业现代化。 王东升专门组建了一个由高学历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只跟踪产业方向,据此定路线。 1998年,王东升明确提出,要进军液晶显示领域。而在当时,国内大部分企业还在停留在阴极射线显像管的生产线上。 2001年,京东方增发A股,机会终于来了。 彼时,韩国现代集团还没从金融风暴中缓过来,遭遇严重的财务危机,准备出售液晶显示器业务(HYDIS公司),包括120多名韩国工程师,价值3.5亿美金。 王东升仿佛看到了蛇吞象的机会,召开董事会紧急讨论了10个小时,拍板:买! 因为收购过程耗时且经内外阻力,他被称为当时“液晶市场上最凶悍的买家”。 2003年1月,京东方自主建成北京第5代TFT-LCD生产线,总算是结束了中国无自主液晶显示屏的时代。 中国人终于可以自己研究液晶面板了? 没这么容易。 当消息传到三星CEO李秉哲耳朵里,他当然不希望失去中国大陆这个市场,于是在日本、新加坡、台湾设立Glass Meeting,操纵市场液晶面板价格。 还是个新人的京东方,当然玩不过这些巨头。 更不巧的是,当时正处于“液晶周期”的低估。 黑暗时代中,全行业都在亏损。 2005年1月,5带线生产的17英寸液晶显示屏成功量产,但王东升却高兴不起来。 5代线刚动工时,17英寸屏还是300美元/片;但是到了投产,价格却跌到150美元/片。 结果可想而知,好不容易取得突破的京东方,在2005年却亏损了16亿元,这还是1993年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2006年,京东方继续亏损17亿。 当时,一篇《京东方MBO迷局》的报道,将王东升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亏成这样还要坚持? 当时的国人很不理解,以为王东升是拿着中国人的钱,去便宜洋人,义愤填膺地要求枪毙这个汉奸! 舆情过烈,证监会否决了京东方的上市融资计划,银行也中止了京东方的贷款。 资金链断裂,公司转眼间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王东升不得以卖掉中国台湾冠捷股权、关掉韩国生产线筹钱,但仍补不上资金缺口。 才40多岁的王东升,愁白了头发。 在京东方的至暗时刻,是国家伸出了温暖的大手。 早在王东升坚持收购HYDIS时,北京市领导就对他说:“企业要走出去,中国需要面板。这个项目的发展,政府给予支持。” 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也说:“这个项目你们做成了,国家要记你们一功,如果失败了,我还要支持你。” 领导们没有食言,为解决京东方资金短缺问题,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联手国内八家银行,2005-2007年共给京东方提供了7.4亿美元贷款和1.4亿元的补助资金。 上头是清醒的,液晶工业从来就是最难啃的骨头,需要不断的技术迭代,更需要海量不断的资金投入。日韩公司别看那么牛,不也是赚十年赔十年,赔赔赚赚又十年。 京东方是个孤独的冲锋者,不能见死不救。 因为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03 拼将一腔义士血 王东升手上有一道疤。 这道疤的故事,经过多方演绎,早已不止一个版本,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大概是2003年,一次正式的会议午餐上,王东升与日本材料供应商的高层在酒桌上商议,想在中国合资建厂,实现国产化的愿望。 不料对方竟瞧不起自己:这是个高技术精密化工产业,对生产线工人的纪律要求很高,所以只有日本能做得了。中国人做不了,中国人连过马路都要闯红灯。 气愤的王东升捏碎了手里的葡萄酒杯,在饭桌上怒斥:你给我滚,我就算停产也不买你一片货! 这件事后来被他反复提及:“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这耻辱由久而来。 八九十年代,中国通过引进技术,形成了一条CRT彩电产业链,海信、创维、TCL、康佳、长虹等一大批企业因此崛起,产值一度占全国电子工业比重高达56%。 然而,从2003年国内出现第一台液晶电视,到2008年液晶电视销量超过CRT彩电,短短6年,一场“液晶风暴”让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优势尽失。 CRT彩电全面崩溃,赛格日立、永新、安财等彩色显示管厂,相继倒闭。 1998年,为了改变被卡脖子的局面,上广电花了100亿,与日本NEC合资,引进五代生产线。 但除了出钱、出地、出工人,从技术到管理,都是日本人说了算,关键零部件、设备材料都被日企控制,上广电无法有效进行成本控制。 2009年,在榨干对方最后一滴油水后,NEC突然撤资,只给上广电留下一片片空厂房和绝望的工人。 同年,上广电被迫解体,创造了一个耻辱的记录。 只留下京东方孤军奋战。 转折点在2007年4月,市场终于好转,液晶面板价格开始反弹,京东方出货价迅速上涨30%,5月就扭亏为盈。 2007年,京东方实现净利润7亿元,还清了大部分债务。 从地狱到天堂,转变如此之快,京东方的高层们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了狗屎运。 当然不是。 2006年,深圳推出“聚龙计划”,想找一家液晶面板企业,与长虹、康佳、创维、TCL合作,共建一条生产线,原本接洽的是京东方。 意外也不意外,搅局者来了,来者是夏普。 到底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2007年7月,深圳与夏普签订协议,将投资280亿元,建设国内第一条7.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好像所有日企都是一套剧本,仅一个月后,夏普居然食言而肥,直接撤摊子不干了。 而京东方这边,则主动调整战略,王东升选择了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路子,在成都建一条4.5代线。 “在中小尺寸液晶面板领域做到最强,再伺机而动。” 没想到,此举却是歪打正着。 2007年,苹果发布了第一代iPhone,屏幕不似彩电,只要很小的一块。 在智能手机爆发的第一年,京东方的这条底世代线,巧合地成为一座大金矿。 2008年7月,通过增补设备,5代线月产能突破10万片,连三星都跑来采购京东方的TFT-LCD。 当时,经济危机再度席卷全球,液晶行业再度陷入衰退,夏普、LG、三星等巨头不得不放缓扩张脚步。 而手握金矿的王东升,终于迎来盼望已久的扩张机会,在逆势中大步跃进。 2009年,合肥市政府主动找到王东升,要建一条6代线。这时,夏普又来了,给出的价格比京东方还便宜45亿。 考虑到深圳的前车之鉴,合肥坚定选择了京东方。 当时有一种论调:日本企业从来没想过在中国建高世代线,他们出头搅局,就是给各地政府“画饼”,然后再找托词退出,好把中国进入高世代线的时间往后拖延几年。 一而再再而三,中国人也学聪明了。 2009年4月,京东方6代线在合肥破土动工,耗资175亿。从这一刻起,中国液晶彩电第一次得到了本土供应源。 同年8月31日,京东方8.5代线在北京亦庄举行奠基一是,总投资280亿元。 这件大工程,在液晶行业掀起惊涛骇浪,日韩对中国大陆的技术封锁,也就在这一刻全然崩塌。 各路外资闻风而动,纷纷宣布在华建厂,全国各地掀起一阵争上高世代线的“液晶热”。 苦逼日子终于到了尽头。 然而,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的道路,我们喜闻乐见,对那些先发者而言,是最大的威胁。 北京京东方8.5代生产线内景 04 直向云天逞英豪 长期以来,在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中国企业一直被视为抄袭者,西方人普遍看不起中国的知识产权创造。 然而,如今已拥有超过2万人研发团队的京东方,很快就改变了这种形象,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得到国际竞争对手的尊重。 王东升说:“中国有合理机会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佼佼者。我们的技术可以改变世界。” 早在2010年,王东升提出了“王氏定律”,被称为显示行业的“生存定律”: 若保持价格不变,显示产品性能每36个月须提升一倍以上。 想要在液晶产业的牌局上继续玩儿下去,就必须重投入,通过技术驱动提升产品价值,用更新、更好的产品实现盈利。 但这实在不容易。 自从北京8.5代线建成,LG、三星等巨头一改多年的封锁态度,突然一副舔狗模样,要求来大陆开厂。 他们背后的目标很简单:不惜一切打压京东方,把中国大陆技术上升通道封死。 他们想继续主宰这个庞大的市场。 没想到,等2010年项目批下来,外资企业全鸽了,这是一套剧本演上瘾了? 为了进一步打压,日韩台组成价格联盟,把出货价格越压越低,处在扩张期的京东方,越卖越亏。 2010年,亏损20亿;2011年,亏损7亿;2012年,拿了国家26.2亿补贴,才盈利2.5亿…… 好在,有国家做后台,王东升在血泊中,依然坚持扩张。 2004-2014年,京东方共投资1400亿元,建成了7条显示器生产线,在整个新中国工业史上还是首例。 幸运的是,这7条线不仅成功建成投产,而且产品良品率在后期基本能达到90%以上。 2013年,京东方的出货量达到全球第五,迈入主流供应商之列。 与之相对的,这十年间,日韩液晶市场经过一系列骚操作,经历了一大波洗牌。 三星联合索尼,靠着韩国财阀撑腰,打得其他日本企业心神不宁,纷纷退出中国液晶市场。又接着之前价格战的事情,到欧盟告发TW企业,郭台铭一度因此被送进监狱。 紧接着再上调液晶面板价格,把索尼带进沟里,导致索尼电视因价格过贵滞销。 三星一跃成为行业老大。 然而,2013年,趁着敌方阵营内讧的间隙,京东方提交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夏普、三星、LG。 属实惊了世人一把。 压力山大的三星集团,决定推出尚不成熟的OLED显示屏技术,降维打击,席卷市场。 然而,超出所有人预料,OLED所需的两个关键材料专利,居然都掌握在“后辈”京东方手里。韩国厂商折腾了大半年,才折腾出2台55吋电视,售价8万元。 这肯定是卖不出去的。 最关键的是,因为忙着开发新技术,三星原本的液晶业务,反而被耽误了,不得不找如日中天的京东方买液晶面板。 这也就导致,大量手机屏幕的市场份额,实际上被京东方攒在手里了。 同时,对韩国人心怀怨意的日本厂商,刚刚研发出4K技术,选择与京东方合作,使得韩国4K彩电无法自主生产,只能找京东方购买。 也是从这时起,京东方不仅打破了日韩对液晶面板的垄断,还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记忆中,电视机在最近几年,好像变得越来越便宜了。 源头就在这。 到2017年,京东方的出货量超越三星,大尺寸显示面板占有率达到世界第一,并开始量产第六代柔性AMOLED屏。 于是,大量国产手机用脚投票,抛弃三星,采用京东方的屏幕。 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国产手机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性价比越来越高,占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 也就没有中国今天世界第一的移动互联网规模。 这些,都离不开京东方的功劳。 回顾这一切,王东升让所有人看到的是一个梦想不断实现的过程。今天的京东方已经是显示领域的第一名。从一个跟跑者,成为该领域的领跑者。 可以说,没有京东方,我们的手机、电视、电脑,都要比现在贵一倍以上。55寸电视价格不会从四年前1万降至了2000多元。小米的全面屏,华为的折叠屏,也不可能会这么快出现。 这就是京东方,以及所有像王东升一样坚持自主研发的中国企业家们,“不知死活”与国际巨头抗衡的真正意义。 05 尾声 今年初,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惊艳世人。 鸟巢体育场中,用了近3个小时,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为开端,用科技手段表现出“燕山雪花大如席”、“冰雪五环破冰而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等一帧帧绝美画面,完美诠释了科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创新科技发展的一缕缩影。其中,8K超高清地面显示系统和巨型雪花型主火炬台,正是来自隐形的科技巨头,京东方。 这是一场绝美开幕式,写出中国人的浪漫,也是中国科技力量的无声体现。 走别人的路,让人无路可走,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制造,其实很贴切的。 很多行业,往往都是我们没有技术,只能高价买别人的。 京东方的崛起,代表了我们在面板行业从落后走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是半导体行业的伟大逆袭。 但在其他更多领域,芯片、精密设备、生物制药等等,我们仍需追赶。 我们期待着,更多像京东方一样的企业,更多像王东升一样的企业家,站出来。 参考资料: [1] 王东升: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力量,余之敏,华人时刊2019(04) [2] 京东方的创新之路,乔红康,今日中国2016(04) [3] 王东升 矢志不渝产业报国,公会博览2016(05) [4] 使命改变未来——专访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严学锋,董事会2015(10) [5] “不死鸟”王东升,崔婷婷,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1(02) [6] 王东升:面板也疯狂,当代经理人2009(12) [7] 王东升:笃行公益的电网硬汉,司华宁,华北电业2016(01) [8] “五问”京东方,蒋忻,经理人2022(09) [9] 陈炎顺 面板龙头再续物联梦,刘哲铭,中国企业家2021(12) [10]能力演化、制度供给与企业突破性创新,臧树伟,科学学研究2021(05) |